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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波斯诗人鲁米说：你生而有翼，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进，形如虫蚁？

　　波斯诗人鲁米说：你生而有翼，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进，形如虫蚁？

——题记

　　01

　　文化旗手郭沫若曾写过多篇阐释毛主席诗词和歌颂毛主席的文章。在其晚年，他以此为能事、乐事，这甚至成为他文学创作乃至生命的全部。在其中的一部“经典”诗作中，他“深情”地唱道：“天安门上红旗扬，毛主席画像挂墙上，亿万人民齐声唱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寿无疆，毛主席呀毛主席，你真赛过我亲爷爷。”这样的“水货”很让人怀疑此乃中国文化旗手所为。

　　▲郭沫若（1892—1978年），原名郭开贞，字鼎堂。现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新诗奠基人之一。图片及文字均来自百度百科。

　　其作品如果都是这样的“水货”，中国文化的大纛，量他也擎不起来。他之所以能够呼拉拉地扯起一片大旗，除却政治因素外，在青壮年时期，即已砥定天下，打下了一片文化江山。晚年，挥之不去的政治，更多地闯进了郭沫若的生活，冲淡了他文学的价值，其作品就不得不“水”了，但具有“含金量”的作品，也不是没有。历史剧《蔡文姬》应该算是其中之一，这部煌煌剧作，在短短的七天内拟就，其间的七步诗才可谓喷薄而出，展露无疑。上演后当即成为戏剧界最走红的名剧，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。

　　据说郭沫若出访北欧时，曾私下对驻北欧某国的某大使表白，说写《蔡文姬》是为了歌颂毛主席，郭的表白不是空穴来风，这句话可从剧中着力讴歌的“太平盛世”寻找到依据。这出沉甸甸的颇具“含金量”的大戏，创作于1959年初，其时郭沫若57岁，文化英雄的“气数”未尽，只是这出大戏的背后，已隐藏着某些屈服和取媚。他写这部历史剧的目的和企图，原来是古为今用，别有用心呢。两年前的政治寒潮，一下子把五十五万五千人打入冷宫，让不知多少人噤若寒蝉。寒潮过后，又怎能不让侥幸者甚至是获利者由衷地歌唱呢——嘴巴的品质永远是耳朵培养的。

　　▲200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的郭沫若经典话剧《蔡文姬》，图为剧中人蔡文姬（徐帆 饰）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在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洗礼后，许多人吃一堑长一智，自然变得敏感、聪明和乖巧起来，郭沫若也不例外。他后来的作品，文学价值每况俞下，独立精神荡然无存，大多数作品直奔主题，充塞其中的，多是一些令人肉麻、颤栗的谀颂之词。在《红旗跃过汀江》一文中，他机智地写道：“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，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。主席更无心成为书法家，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。例如就这首《清平乐》的墨迹而论，‘黄粱’写作‘黄梁’，无心中把‘粱’字简化了。龙岩多写了一个‘龙’字，‘分田分地真忙’下没有句点，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。然而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，多么潇洒，多么磊落。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。”明显的笔误，却成了“挥洒”“豪放”“革命”的证据，真是无厘头，无底线，无原则。读到这样的吹捧文字，你得有多麻木，才能不感觉到肉麻？

　　郭沫若有七天创作一部历史剧的才情，也有十天完成一部诗集的纪录。1958年的大跃进时，为配合宣传“百花齐放”的方针，郭沫若只用十天的工夫，就“大跃进”出来一部《百花齐放》的诗集，连黄瓜花和菜子花都榜上有名。一位读过他大作的小学生，给他写信说：“郭老郭老，诗多好的少。”这样“好的少”的应时与应景之作，在每个历史的“关键”时刻都有不少。文革初始，在“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25周年讨论会”上，他的两首诗歌《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》及《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》，内容不忍实录，因为它们实在是玷污了诗歌的圣灵和诗人的桂冠。1976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年，这一年5月12日和10月26日，他先后写了两首同名词牌的《水调歌头》，先是为文革的胜利张目，随后即为文革的终结欢呼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词中味同嚼蜡的句子如“主席挥巨手，团结大进军”，“拥护华主席，拥护党中央”比比皆是，完全是一种政治表态式的口号。这些所谓的诗词中，只有苟且，哪里还有什么诗和远方呢。

　　▲郭沫若《百花齐放》诗集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）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02

　　其实，早年的郭沫若，并非如此。作为旧时代曾经的歌者，郭沫若也曾唱出过嘹亮的歌声，吹响过时代的号角，有些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。他曾经的才气自不必说，他曾经的骨气也令人钦佩。他挥舞着如椽巨笔，写下过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等雄文，开篇即骂道：“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，蒋介石是流氓地痞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、卖国军阀、所有一切反动派——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。”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，声震天地，气冲斗牛。当然，他也有抗战初期恭恭敬敬的《蒋委员长会见记》。但总的说来，北伐、反蒋、流亡、抗日，他或处于书斋，或活跃政坛，颇多建树。

　　1942年的重庆，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，送给他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，他扶着这支笔，拍摄了一张照片，虽年己半百，仍然是神采飞扬，何曾有过一丝的龙钟老态？他的精神气质仍是青年。在这幅影像中，他的自由精神与那支如椽大笔相互呼应，高度吻合。

　　▲1941年，郭沫若五十寿辰时，在重庆的文化界以及军政界的朋友们，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庆贺仪式，敬献给他一支巨大的上刻“以清妖孽”的毛笔。图为郭沫若手扶如椽巨笔，偕幼子汉英留影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可是时隔不久，在进入新时代之后，一切都嘎然而止。在一个崭新的体制之下，郭沫若突然精神委顿，人格矮化，锐气顿失，那支如椽大笔也锋芒不再，与他的主人一同颓然“老去”。这个曾经为自由而呼号的女神蜕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，桀骜的天狗蜕化为频频摇尾的哈巴狗。最匪夷所思的是，老去的郭老连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也追随着领袖的旨意，唯主席马首是瞻，心领神会地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虎头山，鬼使神差地把孤魂留在了一个叫做“大寨”的弹丸之地。那座光秃秃的虎头山上，最终埋下了八竿子也打不到的郭老，埋下了这个“三忠于、四无限”忠魂，它不期成为了这样的一座“丰碑”，真是“青山有幸埋忠骨”呀！

　　▲郭沫若留在大寨的坟茔，不期成为一座“丰碑”。图片来自网络

　　03

　　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云泥的巨大反差？笔，还是那支如椽巨笔，“笔力”怎么就蜕变成了银样鑞枪头了？人，还是那个盖世英才，“武功”怎么说废就废了呢？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判若两人的不同面相，一个文学家、思想家为什么会突然有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玩法，其变化的背后机理是什么？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。

　　▲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判若两人的不同面相，其变化的背后机理是什么？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郭沫若过山车般的人生遭遇，让我突然想起俄国18世纪著名的寓言作家、诗人克雷洛夫说过的两句话。一句是“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，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，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。”另一句是“猫爪子下面的夜莺，唱不出好听的歌。”当年的郭沫若看到了丑恶，并“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”，结果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，也获得了相应的尊重。后来的郭沫若，不幸沦为了“猫爪子下面的夜莺”……一个文学家的文学人生，比文学的本身更文学，令人唏嘘不已！

　　▲猫爪子下的夜莺：罗马时期马赛克画中的猫捕鸟图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《二手时间》中说：“那里有诗人、画家，却没有英雄，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异见分子，没有勇气为了自己的精神信念坐监狱或者住进疯人院。我们只能在衣袋里伸出中指去表达愤怒。”她所描写的前苏联的历史，与我们曾经的那段历史，何其相似乃尔！

　　问题是，一个曾经浑身是胆的文化英雄，怎么连“在衣袋里伸出中指去表达愤怒”的勇气也丢失了呢？

　　同样有点儿胆量的李敖先生，给出的一个参考答案，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帮助我们释疑解惑。孤岛上的他，在与自己的政治对手玩火的同时，也在隔岸观火。这位曾以反传统、反权威、反国民党专制独裁的“斗士”形象与激烈的姿态，独步于台湾文坛和思想舞台，在两岸声誉鹊起的文化英雄，在垂垂老矣之际，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，却口吐真言，明白地指出，如果自己留在大陆，那一定是另一种玩法，他说自己才不会那么笨，自称可能就是另一个王洪文。李敖并非死读书的冬烘先生，也非事后诸葛，他知己知彼，了解自己的对手，懂得游戏的规则——由于能骂，所以敢骂。结果，他骂得名利双收！若是另一种政治逻辑，玩火者必自焚，甚至玩火殃及池鱼，聪明的李敖一定要躲得远远的，换一种玩法，变玩火为观火。好一个“聪明”人！好一个“识时务”者！

　　▲李敖（1935年4月—）台湾思想家，自由主义大师，国学大师，中国近代史学者，时事批评家，作家，历史学家，诗人。图片及文字均来自百度百科。

　　郭沫若就没有李敖幸运，他没有李敖式的选择，而不得不选择趋炎附势、宁弯不折的人生。若得善终，哪管什么八宝山、虎头山？能在历次残酷的运动中苟活下来，能在殊荣中入土为安，这何尝不是李敖一语道破的那种“聪明”？抑或是李敖心中那种“识时务”的文化“英雄”？

　　04

　　只是这种“聪明”与“识时务”，让历史的见证者和后来的旁观者深以为耻。

　　因为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一直弥漫着一个文化英雄的情结。这个文化英雄，一定是个精神的巨人，崇高到高山仰止的地步。他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，自由的意志和贵族的操守，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，舍身求法的人，舍生取义的人。无论这个文化英雄所处的环境是如何逼仄，空气是多么恶浊，他都要处变不惊，从容应对。如果天空是黑暗的，他不能摸黑生存，他必须点亮一盏灯，照亮世界；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，他不能保持沉默，他必须振臂一呼，拯民于水火。

　　▲普罗米修斯盗火（油画）。图片来自网络

　　原本，潜在的文化英雄郭沫若，应该成为这样的人，他具备这种潜质。事实上，在某个历史时期，某种程度上，他就曾经是一个这样的文化英雄，而成为那个时代勇气的纪念碑。但是后来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完全背离了人们对文化英雄的期待。他的思想输诚，行为变节，心悦诚服地屈从，助桀为虐地附和。天空是黑暗的，不能点亮一盏灯，总不能讴歌黑暗吧？发出声音是危险的，无法振臂一呼，那保持沉默，总可以吧？但是，他统统做不到。

　　一个扭曲如蛆虫的苟活者，自然难以担此大任！

　　史家论事识人，也有所谓“理解之同情”的说法，但是，郭这种少责任，无底线，没操守的人，让身处物外的旁观者，实在不可以“理解”，也无法去“同情”。

　　05

　　旁观者要体会个中滋味，还是要设身处地，回到历史的现场。而在那个时代，像郭沫若这样的“识时务”者和“聪明”人，并非屈指可数。

　　可以数出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，曹禺、茅盾、臧克家、冯友兰、周一良、舒芜、黄苗子等等。他们一如郭沫若，只是“聪明”的程度不同而已。或江郎才尽，无所作为。或装聋作哑，明哲保身。或趋炎附势，邀功争宠。或投井下石，为虎作伥……他们大都精神矮化，气节丧失，良知不保，尊严无存，一个个人性沉沦的标本，成为剖析这个时代的经典。

　　▲合谋的沉默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这个时期，在一次次地“洗澡”和“洗脑”等思想改造运动中，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已经成型。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选择，或者威武不能屈，或者降志辱身，只能二者选一，别无选择。结果，贪婪、争宠、夺利、献媚、倾轧……这些人性中自私的因子，占据了上风。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，这样大面积的道德隳沉，大规模的人文沦陷，是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，还是一种“集体有意识”？在不长的时间内，他们不约而同的变化，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，也有他们该负起的责任，难道只是仅此而已？命运难把握，时代太弄人。更应谴责的，终究该是那个促使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。

　　▲集体无意识：黑蚂蚁(油画局部) 贺丹 画 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还是那个历史的现场，还是在那个时代中，不识时务者，被迫致死者，不愿苟活者，自我了断者，以死抗争者……也大有人在。让我们心怀崇敬，数一数这些毁灭了自己，却保住了尊严的名字：邓拓、吴晗、储安平、李立三、周小舟、田家英、陈昌浩、李达、黄绍闳……范长江、翦伯赞、上官云珠、容国团、熊十力、顾圣婴、严凤英、傅雷、金仲华、陈梦家、闻捷、言慧珠、周瘦鹃、顾而已、罗广斌、饶毓泰、李广田、姚溱、杨朔、郭世英、郭民英、舒绣文、马连良、陈琏……可惜了这些不世出的英才。

　　冯骥才说：“在灭绝人性的时代，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。”正是他们“毁灭”式的“存在”——那种决不苟且的勇敢得死去，为人类挽回了一些面子，也让日益沦落的社会希望尚存。

　　据《wenge中受迫害人数统计》，自杀的知识分子有20万之多。wenge绞肉机中，还有13万5千人以反革命罪被处死，23万7千余人因武斗而死亡。红了眼的“革命”，甚至还一再吞噬着自己人，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陶铸等革命家，也死于非命……到底死了多少人，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回答道，“那是天文数字，永远也无法统计的数字”。十年文革之痛，乃中国之耻，文明之殇，直到今天，也没有得到清算，竟然成了一笔历史的糊涂帐！

　　▲红weibing在开大型批斗会批斗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、彭真、陆定一、廖沫沙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从政治领袖，到文化精英，要么死于非命，要么人性沉沦，更多的人则是社会学家伊维塔·泽鲁巴维尔所谓的“合谋的沉默”。是这些人怎么啦，还是这个时代怎么啦？

　　一个时代的伟大与否，关键是看这个时代的精英，它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。若这个时代的精英们，其精神全面的矮化与扭曲，或者他们不为这个时代所容，只能悲愤赴死。那么，无论怎么说，这个时代，都不能称作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甚至都不能称作是一个好的时代。

　　06

　　那个时代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

　　这是一个所谓的“新时代”。当这个新时代到来之际，参与这个时代谋划的左翼诗人胡风，自然按捺不住。几乎是在同时，他的一首抒情长诗紧随这个新时代应运而生了！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夜十时半，成。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一时，改。”长诗最后的时间注解和两个动词，就非常准确和传神，表达了诗人的急迫与诗作的应时。在这首叫做《时间开始了》的长诗中，胡风热情洋溢地唱道：“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/写下了/……‘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/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/在等待着你！’”

　　▲在《六十年与六十部》一书中，把这部诗歌称为“开国之绝唱”。交响乐式结构的诗篇，四千六百余行诗句，这样宏大的构架，着实开创了新中国当代长篇政治抒情诗的先河。图片及文字均来自网络。

　　▲“七月派”诗人鲁煤认为，《时间开始了》是建国之初与油画《开国大典》、歌曲《歌唱祖国》成为三足鼎立的力作。图片及文字均来自网络。

　　从海外归来的老舍，也以巨大的热忱，用另一种文学形式，汇入了对新时代的合唱，他陆续创作了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等话剧，演绎着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的神话。

　　一时间，“新生”与“变化”，是这个新时代挥之不去的关键词和主题词。

　　时间真的开始了？其实，她从未停止过。就是在这个千呼万唤，寄托着无限憧憬的新时代里，与这个时代还处于蜜月期的诗人胡风，即于1955年5月14日，在家中被捕，时间开始了——却开始了诗人漫长的牢狱之灾。还是在这个新时代里，1966年8月24日清晨，海归的老舍也失魂落魄，独自离家。入夜后，他强行中止了自己的时间，投太平湖自杀。先生人成新鬼，与他对这个寄托无限希望的新时代那神话般的愿望完全相反，他在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“丹柿小院”的同时，也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不遗余力讴歌过的新时代。同一天，因著名的“党天下”言论而获罪的储安平，投潮白河自杀未遂，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，看管起来。后失踪，至今生死不明。

　　那个时代，还曾经流传过诗人邵燕祥的这样诗句：或者和我们同行/或者/死！

　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混帐逻辑！

　　07

　　怎样命名我们曾经身处的时代，这个问题，至今依然是个问题。

　　当下的我们，已经走进“新新”时代了。谁都有理由大义凛然地追问，人啊人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卑怯和丑陋？其实，更有意义的追问应该是：究竟是什么力量，让人变得忍辱负重地苟活着？究竟有多大的灾难，又让人义无反顾地决绝赴死？

　　在一网打尽的所谓胡风集团里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，劫后余生的他们，在交换意见时，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“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”。

　　受害者众口一词，恶语相向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那些加害者，何尝又不是受害的一方呢？当一个社会和时代，一旦启动了“互害模式”，有多少人能够独善其身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幸免于难？这些罪恶的产儿，不幸诞生了，它诞生的机缘在哪里？或者，这些罪恶产儿，纷纷来到这个世界，仅仅归咎于中国文化？

　　▲当一个社会或时代，一旦启动了“互害模式”，有多少人能够独善其身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幸免于难？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法国著名的左翼哲学家巴迪欧（Alain Badiou）说：“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。”在当时严酷的政治高压与炙烤下，知识份子俄尔上宾，忽而牛鬼，命运沉浮，备尝冷暖。身陷其中的郭沫若，将面临多种选择：或分得一杯羹，或成为座上宾，或沦为阶下囚。郭沫若们想“清楚”了，他们的“莫名其妙”，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大善大奸大恶，莫不是时代的产儿，他们的人生悲剧、喜剧或者闹剧，只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舞台上上演。猫爪子下面的夜莺，是不会由衷地歌唱的，如果我们只对“夜莺”兴师问罪，而不问罪于“猫爪子”，这实在是问错了地方。这道理如同当今的农民工，屡屡上演“跳楼秀”，酿成了一个个惨剧，罪该万死的一定不是那些跳楼殒命的农民工，罪魁祸首也一定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“万有引力”！

　　只是可惜了，即便曾经再伟大的文化英雄，一旦不幸掌控在“猫爪子下面”，如果他不想舍生取义，如果他另有图谋，那么，或者摧眉折腰，或者纵情歌唱，就是不多的几个选项。他人性中的沉渣，可能就会适时地泛起，曾经的文化英雄，可能会堕落为文化帮闲，甚至是文化狗熊乃至政治帮凶！

　　据说每个人的心中，都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反抗暴力或暴政的英雄。但是，一旦权衡利弊，关系到“荣辱”和“生死”，谁又愿意而且能够把心中的英雄释放出来，祸害自己，殃及家人呢？柏拉图说过“在暴虐的力量面前，人没有找死的义务。”在因言获罪的时代，人们是要考虑言论成本的。让郭沫若去担当这个文化英雄的角色，实在是一种“看客的勇敢”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　　郭沫若去世多年后，我几次与他在北京的故居邂逅。故居位于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，原是清代恭亲王府的一座花园。1963年10月，郭沫若始居于此，直至1978年6月12日逝世，郭沫若在此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15年。当我用两个小时的时间，畅游了这座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时，感慨系之。当时即有以小人之心度之的一闪念——郭老先生喊一声“毛主席呀毛主席，你真赛过我亲爷爷”，也真值了。

　　▲郭沫若故居，现为郭沫若纪念馆，地处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，占地7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280平方米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尽管我知道，有的研究专家说，郭沫若在其晚年，即便是住在这样的一座大花园里，内心也是极其痛苦的！曾子曾说：“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。”心力交瘁，当然比夏天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农夫要劳累得多，不痛苦，那才怪呢！

　　对郭沫若而言，这座美丽的花园，又实在是一座凶宅。他入住不久，墙外卷起的文革狂飙，便吹皱了花园内的一池春水，他内心的波澜，从此再也无法平复。在这场狂飙中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惨死，而身居高位的他，为了自保，竟不施以援手。他所居住的花园内，有一座为他提供生命庇护的防空洞，也无法让两个儿子藏身——无处不在的政治风暴，乃防不胜防，它让所有的人，都无处可藏——他眼睁睁地将两个亲生的儿子献了出去，作为文革的祭品。两个儿子死后，在这座花园里，在内心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上，老人家手握一管毛笔，颤颤巍巍，一遍一遍地抄写他儿子们的日记。一位步入晚境的老人，其情真是可哀可悯可怜！

　　▲花园内有一座为他提供生命庇护的防空洞，也无法让两个儿子藏身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庸俗的经济学一定会进行换算，浅薄的政治学也会再三地算计，五斗米与7000平方米，折腰与献媚，苟活与惨死，究竟是赔了赚了？还是做了个等价交换？

　　不知步入晚景的郭沫若，在这座深宅大院里，是否将痛苦计入了人生的成本，折算成了代价？

　　08

　　环境、文化、社会、制度等改变人们的观念，也塑造着人们的行为。这从心理学、社会学和历史学中，都能寻找到学理的依据和答案。

　　心理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“斯坦福监狱实验”。实验将征募的24名身心健康、情绪稳定的大学生随机抽签分成两组，一组扮作“狱卒”，一组充当“犯人”，所有人很快地进入角色。结果仅在一周的角色扮演中，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，当犯人的学生则越来越卑怯。

　　短暂的一个星期，虚拟的实验环境，虚假的角色扮演，就活生生地改造了人性——大学生们人性中的恶，令人难以置信地被激发出来。所幸的是，由于发现了实验的残酷，原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6天后，被及时地放弃了。“犯人”从“监狱”中解放出来，重新获得了自由，“狱卒”也从粗暴的虚拟中，回到现实社会，从而回归常态。而当一个时代，整个社会的所有的人，都不得不参与一个制度性的安排，无法中止，无人叫停，这将会给人性带来多大的影响呢？真让人不寒而栗啊！

　　▲电影《斯坦福监狱实验》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，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的斯坦福大学，一群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试验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·玛格里特，在其所著的《正派社会》一书中，提出了“正派社会”的概念，所谓“正派社会”是一个“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”的社会。与此相反，则是一个非“正派社会”，当非“正派社会”走向极端，当社会变成限制人们活动和思想自由的场所，这个社会就沦为了一座监狱。二十世纪近在眼前，在这一百年的人类实验中，把整个国家变为集中营，也并非绝无仅有！希特勒时代的德国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……通过一种毫无透明度的制度外壳，所制造的非“正派社会”，与监狱庶几近之。

　　▲夏伊·玛格里特《正派社会》（英文版）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以剧作家名世的白桦先生，晚年有一首诗歌力作，叫做《从秋瑾到林昭》，诗中写道：“在黑白颠倒成为生活准则的日子，中国人必须习惯黑色的白和白色的黑，这种认知的颠倒已经成为生活的恶习，而且在血液里衍化为顽固的遗传因子。”

　　只有在监狱般的非“正派社会”里，白桦诗中所谓的“生活准则”，才会不幸地成为现实。

　　09

　　在一个非“正派社会”里，要做到不被羞辱，有耻且格，非常之不易！

　　记得美国电影《第七子：降魔之战》中，猎魔人格雷戈里说：“对抗黑暗的时候，黑暗也在吞噬着你。”在黑暗猖獗横行的时代，这位猎魔的大师又说，“不干坏事的人，就是好人。”哲学家尼采也说“与怪兽搏斗的人，要谨防自己变成怪兽。”谨防变成怪兽，是一回事，而会不会变成怪兽，则是另一回事了。

　　▲美国电影《第七子：降魔之战》中，猎魔人格雷戈里说：“对抗黑暗的时候，黑暗也在吞噬着你。”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郭沫若以历史学家的眼光，不会不清楚中国历史的深处，“孔融死而士气灰，嵇康死而清议绝”（王夫之语），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，其实镀上的是一层血染的风采。而眼前的一幕，也历历在目，既有缄默不语、自动噤声的梁漱溟，也有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储安平，这现实的残酷，也一定会让浪漫主义的诗人，从虚幻的天街回到现实的大地。为了好好的活着，当理性的阮籍们以“佯狂”去应对血雨腥风时，聪明的郭老会不会用“装傻”来顺从风云变幻的政局？他应该懂得，其上申韩者，其下必佛老，在这样的非“正派社会”中，要走出一条全性保真，独善其身的路来，真的是难于上青天，恐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。

　　所以，浪漫主义的郭老，变得现实主义了，甚至变成荒诞主义了。他之所以荒诞不经，乃皆因现实太荒诞。从此，他从一个旧时代的文化斗士，异化为一个新时代的文学侍臣。但文学侍臣又岂是好当的么？他在解读毛主席的新诗《送瘟神》时，就因未能深刻领会圣意，出了天大的意外。其中的两句“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”，郭沫若解读时，又犯了浪漫主义的老毛病，信口开河地说道：“从前周穆王的八骏日行三万里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？……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，被地球带着公转，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，这不是比唐明皇游月宫还要抖？”——谁曾料道，“不劳动”、“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”等敏感词，竟惹得最高领袖大怒，郭沫若吓得半死，低声下气地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检讨，总算躲过一劫。

　　这一年，他六十六岁。一个本该进入夕阳自在红的耄耋老人，却还要如此这般，提心吊胆地写下那些速朽的谀颂之词，也实在令人同情。他的晚年，厕身于“羞辱性制度”之中，屡屡遭受“制度性羞辱”，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。一枚“制度性羞辱下的蛋”，还能指望它孵化出冲天的一鹤？即便是一颗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，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——一个体制的异物，也会在历经激烈且残酷的烹炒煎炸后，或被体制的油盐所浸泡，或被社会的潮流所消融。何况郭老还曾经是体制的拥趸者和讴歌者呢？

　　渺小的我们，无不是自身经历的囚徒。一如巨流河中的一滴水，是无法把握河流走向的。这样渺小如水滴的人，一旦委身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中，陷身于时代创造的格局中，沦为困境中的囚徒，再挺拔的脊梁，可能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下去，甚至沦为现实格局中穷凶极恶的帮凶。

　　▲渺小的我们，无不是自身经历的囚徒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　　羞辱会伤害人，也能扭曲人。“斯坦福监狱实验”以及郭老和他的这一代人的实验，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只要一个人受羞辱，全体的人便不会自在。只要一人被奴役，所有的人都不得自由。

　　逝者如斯，那个时代已渐行渐远，郭老也逝去多年，但伤痕尤在，被羞辱的记忆尤在，这些都应该强化为国家的记忆，从而为整个民族所记取。并希望以此为起点，向“正派社会”致意、呼唤与迈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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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正直的生活有代价，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。因为不正直的生活，出卖的是灵魂。非“正派社会”中的郭沫若，其多面人生，让人慨叹再三，唏嘘不已。政治领域的郭沫若，是一只“猫爪子下面的夜莺”，总也逃不出如来佛那个巨大的掌心，其表现与表演究竟如何，历史会自有定评。而作为文化旗手的郭沫若，无论怎么说，最后都要归于一点，文学即人学，人品即文品。人品有亏，文品便未必佳。

　　文学研究家裴斐先生提出过“方圆论”：古代文学家有方的，也有圆的。所谓“方的”是指那些性格正直、棱角分明，甚至具有叛逆性格的“狂狷”式作家；“圆的”则指那些缺少操守、处事圆滑、善于机变、迎合权势、以谋取私的作家。优秀文学家，往往是“方的”。“圆的”也可能取得成就，但不会成为第一流的作家。

　　官修的中国文学史，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家有一个不可撼动的排序：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。当年的文化旗手鲁迅死后，郭沫若乃是钦定的文化班头，一直成为装饰着这个社会的最大的文化屏风。郭沫若集科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人、作家、剧作家、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，有些是官家送的，但大多数的名头，倒也是实至名归。他的甲骨文研究、浪漫主义新诗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录，皆是无可否认的传世之作。历史学家许纪霖认为，若论才气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，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。

　　▲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，将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，通称为“鲁、郭、茅、巴、老、曹”。追溯这一命名历史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文化秩序的努力。图片及文字均来自“百度百科”。

　　但若按裴斐先生的“方圆论”论之，他实在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家——也许在挥舞如椽巨笔时他曾经是，在被钦定为文化班头时或许是——但这些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！

　　原题为《谀颂背后的玄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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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英国乃至欧洲爱喝茶的好习惯，就这样被中国人培养起来了。但在几个世纪中，爱喝茶的欧洲人，却没有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。以至于长期以来，他们一直相信：茶树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。绿茶树产绿茶，红茶树产红茶。直到多年以后，一个叫福琼的西方人，告诉了所有的西方人，特别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学家：绿茶和红茶，其二者的区别，只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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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这是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几天， 其中一件大事，一个细节， 一段鲜活的历史， 被屏蔽、被掩埋了！

　　三支大军，不多不少，整整百万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。东路军35万人，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、参谋长张震指挥，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。中路军30万人，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，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。西路军35万人，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、副政治委员张际春、参谋长李达指挥，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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